雪 灾 （资料图片）

    《时代信报》1月28日一、三版详细报道了重庆市为实现“不能因雪灾冻死一人”的生命承诺而开展的城市大救援行动，雪灾中听闻这样的严令，这样的倾部门之力全力以赴寻找城市流浪者的举动，种种温暖细节情形令人感奋。作为全国首个敢于做出如此底线承诺的省市，重庆的这一死命令体现了城市管理者对于生命平等的理解，是“人比GDP重要”施政理念的具象化，是官方面对灾难考验下与民同甘共苦的亲民善举与施政正道。

　　这样的军令状，不是被迫发出，不是上级要求，而是源于责任自觉，是政府勇于担责、民众攻坚克难、坚定抗灾信心的“定心丸”，是各级部门单位善于负责的“指南针”，更是便于社会各界实施问责而自我加压的“豪迈誓言”，精神可嘉勇气可赞，值得全国都来借鉴和有效推广，以使这样的军令状，可以更加放大音量，通过相关责任人灾前监控巡查，灾中指挥抢险，灾后安置灾民和处理物资损失善后等，形成纵向到村到户、横向到各部门各单位的层级长效工作机制。

　　为使这样的底线要求能令行禁止，需要形成全民共识，也需要全面而最多地调动资源。譬如这则新闻，就有一处字眼很让人心痛：有一个受救助的铜梁老人说：“家里没有吃没有穿，我回去做什么？”这话里，藏匿着对城市单独发力实施救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存难题的无奈，也反应出现行救助体制确实有一些空泛无力之感。那么，相应地，城市的救助行动，就需要乡村作为来对接，并且促进相关制度反思。

　　以老人与病残者为主体的农村流浪乞讨人群进入城市，一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儿女不孝，或者是村霸作恶，或者是生病受灾；或者是由于是青壮年均出外打工，乡村两级“五保”制度弱化、无法实施对于孤寡老人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更普遍的是，有些脱贫无力或由于生态严重恶化、灾荒不断的地区，当地人干脆将“移地就食”作为一项不得已的应急措施长期默许。这些情形的尚存，将严重冲消城市救助的效果，类似铜梁老人一样的流浪人群就会一直在异乡流浪下去。

　　所以，要根本上解决乡村孤老残幼人群变成城市乞讨者的困境，城市不能唱独角戏——需要有这类人群的流出地配合行动，需要灾害形势更严峻的乡村所在地政府承担起责任来，祭出重拳以呼应主城动作，形成合力对接，治标更治本，不然，一年又一年的城市大搜救，就会变成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壮举”，尽管感人，却没有真实的意义。

　　在《城市收容遣返条例》取消后，取而代之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其实是一个不甚全面的变法“急就章”，依照这个办法“强制”到“自愿”的原则改变，民政部门最常遭遇的尴尬是：那些伪造身份骗取同情的职业乞讨者对这样的救助行为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的乞讨收入，几乎可以与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相比；此外，这类恶丐还惯常以攻击性、耍赖式乞讨也亵渎公众爱心，成为城市的视觉与道义污染；而那些“货真价实”的遭灾受困人群，很大一部分又囿于面子，怕被贴上“乞丐”标签，而拒绝接受政府好意；至于那些沦落街头的智障与残疾者，则因为无行为能力，压根儿就不知道主动去争取政府救助，每每甘于龟缩在城市最肮脏的角落里被人遗忘。以上综合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城市流浪人群要么拒被救助、拒被送回，要么救助返乡后又重新出来继续流浪的一次次恶性循环。

　　不让一个流浪者冻毙街头的城市大搜救固然让我们感动，但这种举城市之力而推行的救助行动，难以根绝城市流浪者的身影，只有城乡合力，既治标又治本，调动起更多的社会资源，建立更加务实、效率更高的救助渠道，才能一步步减少城市乞讨人群，才能让铜梁的张大爷李大爷们产生归乡之心，。此外，假设我们能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救助法》，则来自全社会的救助行动将可以有更大作为的操作空间，不仅可使“不因雪灾死一人”的“军令状”得以真正保证兑现，且对从根本上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城乡的美观与和谐都具有可贵的探索意义。（作者：杨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