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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相关新闻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先生的大论一出，笔者不禁哑然，为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气概所震撼；更不禁毛骨悚然，为其“何不食肉糜式”的言论所悲冷。
在当下的中国，说看病不难，说看病不贵，如果不是刻意失明，就是故意失德；如果不是秀逗了，就说明言者是从火星上来的，根本不了解民生多艰。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大民生难题，早就被坊间愤恨地譬喻为新三座大山，坊间早就达成共识。揆诸民间的一些顺口溜，我们就有一番酸痛的认知，比如：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不怕穷，就怕病”；“救护车一响，两条猪白养”；“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住院一次，破产一次”；“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兢兢业业五十年，一场病回到解放前”。
再来看畸高药价对老百姓的巨大伤害，“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小病不用看，大病没钱看”；“小病拖，大病挨，到死还不能往医院抬”；“癌症患者——一半是被病本身吓死的，一半是被天价的治疗费吓死的。”作家史铁生在开始接受透析后，就不止一次慨叹：“享受到这项治疗后才知道，有钱，人就还能活着；没钱，人就只有去死。”
看病难不难，贵不贵，底层百姓最有发言权。顺口溜来源于民间，是最原生态的国人心声，它们集中反映了民生多艰，反映了生存焦虑，也反映了国人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愤恨以及对要求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强烈愿望。如果再检视因看病难、看病贵的悲剧，可谓举不胜举，令人骨折心惊。比如，有的人因看不起病，被直接送望火葬厂；比如，有的人因没钱看病，惨死在医院里；有的人没钱看病，忍受不了痛楚，一死了之……
看病难，看病贵在高层当中亦是共识，就连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在全国两会上也曾深恶痛绝地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看病难、看病贵绝不能回避。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谁要否认看病难、看病贵，就是对看不起病的人一种言论挑衅，也是对他们一种智商侮辱。
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保持这种逻辑关系，不正说明在中国看病贵吗？看病贵的背后隐匿着制度因素，这是显然。基于此，就更需要进行彻底的医疗体制改革。但是，在医改尚未真正启动之际，看病难、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
曾其毅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把看病难、看病贵扯到国人的价值观，同样极富“创见”，却打错了靶子。请问，有谁能买得了汽车，有多少人能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而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事实上，认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的人往往不是买得起汽车的人。同时，我们看到，即便腰缠万贯者、家道殷实者，也同样感叹看病贵，其看病经历也同样凸显看病贵，曾经“天价医疗费”闹出轩然大波不正是显证吗？
在公民发言时代，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即便他大放厥词。探求曾先生的身份，就会对曾先生的言论表示了基本的“理解”。曾先生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这种角色定位势必决定了他的发言具有强烈的利益集团色彩；同时，曾先生是政协委员，这就决定了他要为该集团利益代言。将思绪延宕开来，一些代表，一些委员常常发表令人惊诧的言论实属必然，比如有政协委员声称收红包“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的劳动太廉价了，医生没有合理的收入”，“治疗前和治疗后，红包性质不一样”……应该说，在利益博弈时代，出现此类情况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他们必然要利用身份、利用职务维护自身利益。
学者孙立平认为，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
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基本常识的现实语境下，我们所需应对的是，当一些官员利用自身力量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损害公共利益，扭曲改革时，普通无发言权的公民该怎么办？（作者：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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