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东亚足球赛中日之战，我去现场观球了，这场球赛的结果，已不用多说，赛前《体坛周报》用了《再不胜日，干脆钻地缝》的标题，而赛后的报道，华龙网用了“梦游”一词。

　　我在赛场外看到的一幕，比赛场内精彩，众多球迷看完中日战后，已无心观看接下来的韩朝之战，而是到了场外出口处，表达对中国球队的不满，“谢亚龙，下课！”的呼喊声在维持秩序的警察人墙前，此起彼伏。在中国队大客车出来时，嘘声一片，在日本队大客车出来时，没有出现原本担心的“反日”冲动，而是有一定的掌声。我似乎悟到了什么，球场上，中国输了，球场外，我们中国没有输，重庆球迷没有输。

　　我一直注意人堆里那几个日本记者，两个高个男子是摄像记者，一个年轻女性为现场口播记者，他们在不停地拍，从日本记者选取镜头一直在拍那些愤怒的球迷以及如临大敌的警察，他们在想什么，我略有所知。《参考消息》19日转载日本《产经新闻》18日报道，称日报对东亚足球赛场秩序不满，对重庆充满了火药味表示忧虑。也许，这就是日本所要的，他需要这样的镜头事实来在国际舆论上压中国一头，他需要重庆球迷的不理智表现来帮这种忙，将体育加进很多政治因素来乱我中华，来抵制北京的奥运会，来诋毁中国人素质，来煽动自己的国民。于是，我特意去正告那个女主播：“不要乱写啊，重庆球迷很友好的。”她身后跟着一个翻译，她同球迷偶尔交流时也能说上几句中文，我知道她懂我的话，我希望她明白球迷的愤怒多是恨自己的球队那块破铁没能成钢，我希望我的话能“淡化”、“中和”一下她脑海里可能已既定的主题——重庆球迷很傻很愤青。

　　同时，我从他们专注敬业的表现上，我又想到，为何他们能勇于置身于一个或许是有“敌对情绪”的人堆里而不退缩？我曾经作为文字记者与一个摄影记者一道采访过一个火药味十足的现场，那是两个村的村民争坟地而欲群殴，我的同事见那阵仗连忙将相机藏匿，拉我躲于树后，生怕被误伤——如果是日本记者，会是这样的表现吗？

　　日本电影《望乡》里，那些当年下南洋卖淫的日本妓女，其收入的一部分，是贡献给日本国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事业，她们死后，其坟墓，要面向北方，面向她们的祖国。青岛一位老人回忆抗日战争，说那时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奴颜婢膝。而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杀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整整齐齐地行进。这样的影视情节与史实，让人深思。

　　我曾在某个介绍日本文化的书上读到这样的情节，巴西有一定数量的日本侨民，那些侨民，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在有日本政府方面的人来看望他们时，他们就将全部身家捐出来，不留名，不问国家拿这些钱如何去使用，捐完后，又默默地再去挣钱……这样的为国家分忧的自觉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比于中国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富翁们，那些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的奸商们，那些小富即花天酒地过荒淫生活的暴发户们，他们，该反思什么？

　　日本企业里的员工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及敬业精神，我就曾亲耳听到南下打工的一个哥们谈起这样一件事，与他同厂的日本技术员，为几个螺母没拧好而拆卸了整个机器重新拧过，这种员工自觉维护本国产品的商业信誉，绝不偷奸耍滑，其以厂为家，以出合格产品为荣的观念要根植于每一个员工的心中，那是怎样一种强大的国民精神在作铺垫啊。

　　将军作家刘亚洲曾写道：现在日本老板警告员工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不要像中国人那样懒！”一位美国人写道，夜晚从东京的摩天大楼望下去，所有楼层的房间都开着灯，“每一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个忙碌的日本人。”广岛亚运会结束时，六万人退场，会场上竟没有一张纸片。美国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人！”……

　　我眼前的这几个日本记者，让我第一次近距离认知了日本人的素质，他们以克尽职守的敬业精神默默为自己的国家效力；重庆的球迷表现，也让我感到一种理性力量的初步觉醒。在不给国家添乱让西方媒体找到攻击我们的口实这一点上，多数重庆球迷有了这样的觉悟，没有把自己的脑袋停靠在数年以前的站台做出亲痛仇快之事，体现出了一种雍容的大国风度，这是我在重庆奥体门外为国足郁闷之余略感欣慰的一种感觉。（作者：杨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