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几年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利润，舆论界发出了“全民分红”的呼声，现在国有企业不是已经开始上缴红利了吗？

　　社会分红理论，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首先提出。对这一构想首先付诸实施的是美国阿拉斯加州，1959年有人提出了“社会分红”模式，这一动议经过了长达23年的争议、准备，于1982年开始实施。到今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6年为该州公民发放社会分红，数额每年几百到上千美元不等。随后，新加坡、英国等纷纷迈开了社会分红的第一步，我国也出现了社会分红的萌芽。

　　这一美好的制度在我国既然已经被提出，我们相信实现只是迟早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要弄清楚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就必须逐一理清社会分红的前提条件。其一，社会分红必须建立在有“红”可分的基础上。随着这几年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我们的国库又富裕了一些，2007年更是达到5万亿元，但财政赤字率依然有1.1%。其二，社会分红必须建立在基本社会保障完善的基础上。“大楼是一层一层盖上去的”，毋庸讳言，我国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看病贵、教育贵、住房贵的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财政必须先努力解决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然后再考虑社会分红。其三，社会分红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社会分红按照什么原则，按照什么程序发放？而这些问题从争论到共识，从共识到立法，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也就是说，社会分红的理想虽好，但它要变成现实，在我国可能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全国性的社会分红可以逐步建立，在一些条件具备的省份可以先进行试验，国家也可以在某些领域进行社会分红的尝试。（作者：叶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