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的广州两会上，市委书记朱小丹参加港澳组的座谈，大赞港澳委员敢讲真话，发言时言之有物；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内地委员害怕领导给小鞋穿，不敢说真心话，却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官话。朱小丹认为这是会风不正的问题，是需要摒弃的新八股，建议内地委员多向港澳委员学习。

　　批评代表委员不敢讲真话，只会说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类似的抨击声音不只广州两会，其实从全国两会一直到省两会，每年都有人提及。况味复杂的是，两会成了动员与会者讲真话的政治场合，代表委员每次都要经受开会常识的教育，如此这般，这些年不再是新鲜的事。问题只是，年年鼓励讲真话，只能证明妨碍讲真话的氛围仍未消除，那些让代表委员畏惧的力量依然强大。

　　说到底，宪法意义上代表民众议政的两会人士究竟怕什么？他们若讲真话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对于其间的微妙，朱小丹的座谈发言也已涉及，那就是对上司的忌惮。这里的“上司”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具体的某位领导，前阵子省两会曾有代表退席，抗议同组代表对司法系统的批评，就是出于这样的恐惧。还有一种是虚指，泛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自我审查，它表现为一种官僚体制内的潜规则，大多担负官职的代表委员谙熟其道，对于讲真话的后果想必比一般人更清楚。

　　换言之，对于代表委员而言，讲真话的风险很可能就是要承受某种报复。即便有可能行使这种报复的人仅存在于理论中，或者根本就不在会场。但为了安全起见，代表委员就只是唯唯诺诺，出席两会要么不说话，要么只说风险为零的空话套话。与此相比，港澳委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架构，讲真话对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涵义：它只是起码的人性之一，而绝非难以企及的政治道德。因此，敢不敢讲真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此，拿是否讲真话作标准去衡量论政水平，确实会冤枉某些代表委员。

　　究其根源，真正该负责的不是具体人等，而是弥漫在代表委员周边，甚至已经浸入他们内心的某种政治气氛。它像某种威力巨大的迷幻药物，似乎无声无形，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政治领域中大小人物，让他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阴影下。鼓励讲真话，就是要不断破除这种特有的政治气氛。否则，讲不讲真话，讲什么程度的真话仍会是可望不可即的政治要求，很难落实为代表委员参政的基本素养，也就很难转化成民众希望中的政治现实。

　　忧患始终隐藏在虚假的政治话语中。对此，包括广州两会在内的所有代表委员当有紧迫的考虑，并秉持宪法赋予的政治身份多加振奋，并急切地争取。坦率地说，无论两会的制度设计有多少值得改进的地方，代表委员仍是推动政治演进的重要力量，责无旁贷。假如真要学习港澳委员，那就一切就从讲真话开始，正视国情，杜绝文过饰非式的言不由衷，学习并学会真实的表达。能够将讲真话的习性内化成政治人格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排斥它。进而，在与民众和民间的融合中抛弃软弱，最终走出那种阴影的笼罩。

　　虑及特有的政治实境，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讲一点真话或许容易，难就难在两会结束、重新回到官僚系统之后仍能坚持讲真话。两会时讲真话是实践宪法权利和义务，在官场上讲真话恐怕就要受到或明或暗的规则的考验了。因而，对于代表委员来说，贯彻讲真话的最低原则实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自然的，朱小丹号召的向港澳委员学习也就不仅局限于广州两会的座谈会，甚至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代表委员本身。

　　总之，不敢讲真话、不能自由发表言论的代表委员有他惧怕的缘由，消除他们的惧怕倚靠更多的政治现实被矫正，或正常的政治原则被不断树立；相应的，听不见多少真话的人民两会是有缺陷的，说到底，讲真话本不是什么最高的法则。可这样的反思仍在继续。或许直到有一天我们不用再纠缠于这个话题，才有足够的资格讨论更远大的政治前景吧。（南都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