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有“明星委员”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来到深圳火车站蹲点“抓小偷”。据称，春节期间孟浩在火车站曾被偷6000元。孟浩说，这次暗访可用“触目惊心”形容，上次向公安局提完意见，治安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我打算把我今天看到的情况向深圳市有关领导反映”。(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14版)

　　身为政协常委，孟浩的行为似乎有点另类。蹲点“抓小偷”是公安民警的职责，政协常委亲赴治安一线，究竟是帮忙还是添乱？假如不是因为自己丢了钱包，他还会这样关注深圳火车站的治安问题吗？如此举动，究竟是出于公众利益还是个人私心？拉着媒体记者一起蹲点抓贼，这不是明摆着属于吸引公众眼球的作秀吗？

　　虽然，“明星委员”的此举会遭致非议，但笔者依然认为，“蹲点抓贼”让这位政协常委更可亲可近，其行为的意义远大于事件本身。

　　作为省政协常委，在火车站丢了钱包，如果仅仅为了找回被偷的钱财，他完全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向当地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反映。有了某某领导的批示，也许在短期内就能够迅速破案，个人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还有可能收到当地治安部门的致歉信。事后他只要就此写一份提案，呼吁解决车站治安问题，作为他的履职表现来说，也算合格了。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没有蹲点抓贼更有影响力。

　　政协常委到火车站蹲点，显然不指望他们真的能抓到多少小偷，甚至在现场所发现的治安管理方面的疏漏，顶多只是一些表面的问题而已。但关键不在结果，而是行为本身就已经表达了一种语言和文字无法替代的尖刻批评，比之那些条理清晰的提案和逻辑紧密的讨论发言，更为直接和感性，容易引起社会公众更多的关注，能够更好地督促有关方面加大解决类似治安问题的力度。

　　有一种传播学理论认为：“人并非机器，不可能完全理性、不偏不倚不带丝毫个性的处理所有信息。”作为民意代表的政协委员，在关注公共事务，反映民生、民怨的时候，有一点个性色彩，多一些“行为艺术”，让意见表达更有张力和影响力，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作者：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