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本来必须到会的区领导只派了个区政府办工作人员来参会，但签到时却签了区领导的名，冒名顶替。连管打假的人都在‘造假’！”在广州市政府近日召开的2008年全市质监工作会议上，副市长曹鉴燎对一些区领导的缺席和“造假”表示了不满。(《南方都市报》2月28日)

　　近来听到一系列关于会议的新闻，且基本上都是上级官员向下级参会官员表达不满，予以斥责或处罚，如汪洋在广东炮轰会风，仇和在昆明让打瞌睡的副局长下课。昨天，媒体上与这个打假官员“虚拟”参加打假会新闻同时被披露的，还有这样一则新闻，四川彭州市丹景山镇镇长因街道脏乱差，在一个会上被罚站———让其没面子好长记性。

　　对这样一系列事件，有专家质疑“到底是要人管人，还是制度管人”；有网友斥责文山会海过多，下级官员分身乏术；有个别人甚至给会议程序设置下药方，如引进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等。笔者设想，先假定这样的会议都是有必要召开的，且上级的怒火都是理直气壮的，那么出现这样的事件，其根本症结就在于行政执行力拖沓了。执行力的弱化、缺失，乃至恐慌，确实是今日各级党政机关不可放纵之害。但现实的情形，却往往与之大相径庭。分管打假的官员为什么敢于公然“造假”参加打假会？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的有些会议确实属于可开可不开的———明明打几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让下级干部丢下手中必须完成的工作，车马劳顿，来听各位分管领导云里雾里地逐一发言。红头文件明明已经下发到与会者手里了，大家又不是不识字，却非要听你哼哼唧唧地念3个小时，灌一肚子茶水，跑无数趟厕所。习惯成自然，当有真正重要的会议时，一些不明就里的负责官员却派个专职开会的闲差、甚至派个司机来冒名顶替签个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有网友如此调侃，类似质监工作会议这种没红包、礼品、饭局，没机会露脸上镜，没有什么紧要政务必须布置传达，且由不分管人事与财政的副市长组织的会，被下面轻视并不奇怪。这话虽尖锐，却不无道理。决策与执行脱节、部署与落实脱节、讲话与办事脱节、台上与台下脱节、汇报与工作脱节、承诺与兑现脱节，是影响政府行政执行力的重要原因。

　　那么，靠什么来鞭打拖沓的行政马车，靠加强会议签到考核吗？靠下级行政官员的公务操守与自觉吗？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吗？应该说，都需要，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行之有效的问责制，可以让每一级官员真正明白自己的责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尽量把必须开的会开出质量和效率来；以最小的会议成本，作出最有效率的决策，获得最大的会议共识。边界清晰、上管与下促相互制衡的政治问责可以催生崭新的政治道德，促使政令畅通，改进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对传统的“官本位”观念造成空前巨大的冲击，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在机关里根本混不下去。

　　不如此，单单靠会场上时常响起的领导斥责，或类似仇和的铁腕“新政”，其作用，只能在局部地区由一些个性官员发飙勉力推进，虽“秀”得可爱，“火”得可喜，却无法大面积复制，最终也无法获得公众的喝彩。（作者：杨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