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活动亦是如此。远观西方，可看到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哲学家、思想家真是人才辈出，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艺复兴运动中，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哥伦布等人横空出世，思想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了“自由”、“平等”的观念，风行于当世的政治经济学出于近代以来的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人，其他诸如现代医学、建筑学等莫不如此，而这一切又都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按照时髦的话来说，西方思想领域总是充满了“创新”。就连柏拉图的学生，不也是毫不客气地说过“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吗。

　　中国在这方面则与西方大相径庭。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至今仍为大多数人津津乐道，老子先生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道德经》被历代文人奉为圭臬，“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行”的《论语》更是成为上千年来的“必读”乃至“必考”书目。不解放思想，哪有新思想？因此，自二老先生以降，思想家逐为罕见。在《道德经》或《论语》被列为必考数目的年代里，“束缚思想”更是多于“解放思想”。自天地分开以来，中国放佛一直在等待，等待着下一个盘古的到来。因为只有盘古才能“救世人”，谁让中国没有上帝呢？因此我们的希望多数寄托在“盘古”身上。

　　这反映出中国与西方在“解放思想”主动权上的区别。西方人认为上帝可以救世人，其实上帝就在他心中，就是他自己，而中国人所期待的“盘古”则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因此西方人通过拯救自己来拯救世界，中国人通过拯救世界来拯救自己。前提是，有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拯救世界。话可以说的更加浅显易懂一些，西方的解放思想是主动的，而中国的解放思想总是被动的。

　　在国人的头脑里，大概“盘古”是不需要解放思想的。而在“盘古”之下，往往又有许多“伪盘古”或“小盘古”，他们当然也不需要解放思想。那么需要解放思想的就是普通人也就是国人自己了。

　　好了，现在我们将思维拉回现实，来看看热火朝天的“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活动，我的一个担心是，直到目前，大家有无搞清楚：究竟是谁来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是由每个人主动解决思想？还是在层层压力之下解放思想？是重点解放政府官员的思想，还是要解放普通市民的思想？如果由每个人主动解决思想，解放思想的动力是什么？如果以重压的方式解放思想，怎样保证大讨论的效果？如果重点解放政府官员的思想，何不先由普通市民指出其不足，以促其反省？如果要重点解放普通市民的思想，何不首先解决束缚其思想的桎梏？

（作者：赵庆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