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作为《公务员法》的配套法规，公务员辞职辞退的相关法规正加紧起草。配套法规将对公务员的辞职条件、辞退情形，对公务员辞职辞退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有望年内出台。(5月7日《人民日报》)

　　有关人士认为，出台公务员辞职辞退的相关法规，“将进一步明确公务员辞职辞退的具体操作细则，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规范管理”；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可以从法律上解决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笔者一向对引咎辞职问题比较感兴趣，愿意借此提出一个建议：在出台有关具体操作细则时，一定不要做出“责令引咎辞职”、“责成引咎辞职”之类的规定。

　　引咎辞职制度是否真能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呢？我们常见的情形是，某个官员因某起事故引咎辞职了，但干部级别和相关待遇一仍其旧，而且一年半载之后又高调复出异地为官，“能上不能下”并未有实质性变化。不但如此，有关方面还常常言之凿凿地说什么，“责令某某深刻认识错误，引咎辞职”，如“辽宁省铁岭市委在西丰县宣布，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农行近日决定，在邯郸分行特大盗库案未查结前，对部分责任人先行采取组织措施，责令河北省分行行长瞿建耀引咎辞职”。言下之意，如果“责令引咎辞职”成功，说明有关方面对该官员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该官员受到教育后主动引咎辞职，双方该做的都做了，算是对公众有一个像样的交代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顾名思义，“引咎辞职”之“引咎”，是指官员主动把某起事故或某个事件中的过失归到自己身上，主动表示要为此承担责任。既然“引咎”是主观行为，那么从逻辑上讲，“引咎辞职”就不能是“责令”的产物，因为一旦有了上级的“责令”，辞职就成了迫于某种压力的被动行为，而不再是官员主动“引咎”之后的自然选择。换言之，“责令引咎辞职”要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病句，要么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表演，千万当不得真。

　　事实上，无论是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还是在《公务员法》中，都只有关于官员“引咎辞职”的规定，也有“责令辞职”的规定，却并无“责令引咎辞职”的规定。这说明，《条例》和《公务员法》的制定者一定懂得，“引咎”是不能靠“责令”来实现的，如果官员在“责令”之下“引咎”，那不过是缺乏诚意的装样子走过场。好比两个人打官司，原告说被告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被告向他道歉。法院判原告胜诉，在判决书中要求被告向原告道歉，但法院绝不会要求被告向原告“真诚道歉”。因为法院知道，道歉是客观行为，可以强制执行，但“真诚道歉”是主观行为，无法强制执行。

　　既然“责令引咎辞职”是一个伪命题，为何有些地方欣欣然乐此不疲呢？这只能解释为，有关方面决定“责令引咎辞职”时，本身就是很不严肃的，因此对于被“责令”的官员是否有“引咎”表现，是否对自己的过失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也并没打算较真———反正只要官员辞了职，就算是对公众有了个说法，而且迟早还得给他重新安排职位，所以该官员是否有“引咎”的诚意并不重要。如果有关方面一定要“责令”其引咎辞职，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正如我们可以要求别人道歉，但不必要求“真诚道歉”，有关方面可以责令官员辞职，但不能“责令引咎辞职”。这不是矫情，也不是示弱，而是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作者：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