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苏轼对朝云的回答，大笑认可，是因为他的确“不合时宜”。他先是上书批评王安石推行新法引起的种种弊端，建议神宗赵顼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又在开封府进士考试时，出试题影射王安石怂恿神宗赵顼独断专任，败坏国事，结果触怒王安石，被诬告借父亲去世，扶丧归川时贩运私盐，接连遭到“变法派”的打击排挤，于熙宁四年（1071年）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副州长）。以后十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等地任职，且不断受人诬告陷害，以致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险些被杀。直到1085年，神宗赵顼死后，才得以回京任职。

　　苏轼外任十多年，吃尽了“变法派”的苦头，但是，当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时，他又唱起反调，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新法与旧法各有利弊，且推行多年，即使要废除新法，也需循序渐进，不可骤然废之。司马光拒不采纳他的建议，苏轼又在政事堂议政时陈述自己的看法。苏轼的不合作态度，令司马光非常气愤。当时的御史、谏官多为司马光推荐，尽管司马光并未授意，他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干，于是苏轼又开始不断遭到“保守派”的攻击陷害，两年后不得不再次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出任杭州知州（州长）。

　　此后4年，苏轼曾两次被召回中央任职，但打击迫害如影随形，元丰八年（1093年），任礼部尚书（礼仪祭祀部长）的苏轼再次请求外任，出知定州。但外任又岂能躲过祸灾？这一年，哲宗赵煦亲政，起用“变法派”，黜退“保守派”，重新掌权的“变法派”对“保守派”大举报复，苏轼又被当做“保守派”遭到攻击诬陷，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岭南的儋州（今海南省儋县西北），直到哲宗死后，徽宗赵佶即位大赦，才得以“内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于北归途中病死于常州，终年65岁。苏轼死后也不得安宁，他去世第二年，巨奸蔡京任宰相，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120余人定为奸党，刻碑立于各郡县，名曰“元祐奸党碑”，苏轼也名列其中，他的文集，也被蔡京下令禁毁。

　　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见容于“保守派”，后半生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历尽磨难。然而，这种“不合时宜”，其实是他的一种选择，并非任性所为，更非庸人刁夫所说的“不识时务”。他之所以既不追随王安石，也不追随司马光，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用司马光的话说，是“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用林则徐的话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苏轼在《怪石咏》一诗中，借夜梦怪石，听其自道身世的手法，赞扬其“意欲警惧骄君悛”、“万牛喘汗力莫牵”、“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操气概和“雕不加文磨不莹”的天然本色，可谓是以怪石自况。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句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苏轼的命运，也是中国历代忧国忧民，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是专制制度禁绝不同声音或反对意见的具体体现。而他们的命运，也对当代与后世的知识分子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使得大多数臣民畏于帝王、权臣与官吏的淫威，变成了苟且偷安、听天由命的顺民，或是看风使舵、毫无节操的识时务的“俊杰”。